发生在职场的性骚扰屡见不鲜，然而由于取证难、认定难、影响坏，面对职场性骚扰行为，被骚扰者常常选择躲避沉默。也有人勇敢反抗，但因证据缺失而陷入“有口难辩”的局面，最后还因维权行为被强制辞退。近日，一名前富士康女员工就自曝在遭遇职场性骚扰后被解雇。
杨女士于2019年12月16日入职深圳富士康，签订三年劳动合同，工作岗位是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富士康D1栋北1门二楼产线。2020年3月27日11点28分左右，杨女士下班吃饭时在过道拐角处与闫江林相撞。杨女士说，闫江林借相撞之机，故意打摸其腰部和胸部。杨女士指责闫江林性骚扰，富士康责成支援组长张某处理此事。
在D2栋监控室，张某组织杨女士和闫江林一起查看事发过道的监控视频。在杨女士要求调取正对面的关键监控时，闫江林大声辱骂，气愤不已的杨女士打了他一巴掌，闫江林随即猛踹杨女士一脚。
杨女士说，在当事双方查看监控之前，监控室人员和张某调取过事发时的视频，两人均在监控室模仿闫江林打到她右胸上的动作。
杨女士提出报警后，被带到富士康警务室。因警务室不按杨女士自述材料如实记录，杨女士在当天下午到油松派出所报案。杨女士说，办案民警未做笔录口供，也未调查取证，直接让她签调解协议。她明确表示拒绝后，被控制人身自由，手脚均被拷住。直到第二日9时许，富士康人资人员来到派出所向她施压，声称不签调解协议即刻解除劳动合同。迫于现实，她只能在调解协议上签字。
为了工作，杨女士忍气吞声，不想就在她被迫签下调解协议后不到半个月，遭到公司解雇。2020年4月12日，深圳富士康向杨女士下达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。通知书显示，“杨女士与闫江林在D1栋因琐事发生口角后双方动手打架，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决定于2020年4月15日正式解除我司与您之间的劳动合同。”杨女士认为富士康违法解除首先是“违纪事项”事实认定不清楚。在D1栋是闫江林打摸在杨女士右腰和右胸上，杨女士并未还手。
杨女士认为深圳富士康违法解除合同，向深圳龙华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，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全勤奖金。龙华区劳动仲裁委认为深圳富士康属合法解除劳动合同，仅支持杨女士主张的奖金，驳回了赔偿金请求。
杨女士不服上述裁决，向龙华区法院提起诉讼。经过三级法院审理，法院最终判决与劳动仲裁委裁决一致，对杨女士主张的赔偿金诉请不予支持。
与此同时，杨女士就性骚扰事件将闫江林和深圳富士康告上法庭，要求闫江林赔偿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。杨女士主张深圳富士康存在包庇及欺骗行为，亦应承担赔偿责任。此案亦经三级法院审理，因证据不足驳回诉求。
杨女士说，她向法院申请调取事发通道第三个摄像头的视频资料，并于2020年5月25日申请证据保全，然而就在她提交申请后不久，深圳富士康在5月31日拆掉了这个最重要的摄像头，给出的理由是区域改造。在法院出具协助调查函时，富士康以摄像头已拆除为由，表示无法提供该摄像头的视频资料。杨女士质疑，深圳富士康在这个时间节点将最关键的摄像头拆除，有毁灭证据之嫌。
＜br＞杨女士随后向深圳检察院申请监督，因关键摄像头被拆除，加上杨女士被迫签下的调解协议，检察机关认定杨女士有关闫江林性骚扰、深圳富士康包庇闫江林的主张缺乏充分证据证明，对其监督申请不予支持。
2022年7月16日，杨女士再次到油松派出所，申请重新对性骚扰事件立案，深圳龙华公安分局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《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》。杨女士对该处理决定不服，认为公安机关一直未处理性骚扰事件且认定事实不清，向龙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龙华区政府以公安机关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决定维持龙华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理决定。
＜br＞经过两年的诉讼，无论是解除劳动合同案，还是性骚扰案，均以杨女士败诉而告终。杨女士认为，这样的结果与深圳富士康包庇职场性骚扰有着直接关系。事发后，富士康未公平公正处理，只一味地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对职场性骚扰采取忽视、息事宁人的态度，在她报警后，不仅以威胁开除逼迫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，更拆除关键监控摄像头，使得她在后续诉讼中处于被动而败诉。身为受害者，她被解除劳动合同，而闫江林却未得到任何处罚，让她深刻体会到职场性骚扰维权有多困难。
由于职场性骚扰往往具有突发性、隐蔽性，受害人往往无法及时取证或难以直接取证，导致维权困难。而维权难，正是助长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。对发生在职场的侵害行为，通过让当事人离职的方式把事情压下来，只会遭人诟病。不护犊子、不捂盖子，是对标人性和法律要求的应有之举，用人单位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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